事实上，在各类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村地区，因为农村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80％以上，而农村的卫生检疫条件和医疗条件与城市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检察人员既是司法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检察机关既是司法机关，也是群众工作机关。
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进一步完善延伸法律监督触角机制，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和民意收集、研究和转化机制，完善接受群众监督机制，完善新形势下专群结合的机制，确保检察工作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深化检务公开，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等等。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维护人民权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人民检察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执法办案任务繁重的形势下，了解群众心理、熟悉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对于妥善化解矛盾纠纷至关重要。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切实维护人民权益。那么，这种方式对今后的制度建设会有怎样的影响，其是否能被中国社会接受?江 平：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中国改革会不会止步这个问题。
李庄案件也反映出了对于律师从业的很多限制。目前在法理上问题最大的是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权益。现在我们主要强调法律制度的两个作用，一个是国家调节的作用，另一个是私权保障的作用。所以，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后来列宁走得更远，认为法律是专政的工具。归结起来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当同等对待，这样才是合适的。
说它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建立，只是确实难得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市民社会里，才能产生出法治精神。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来自土地征收和转让，呈现出土地财政的特色，这就使得土地问题变得非常敏感。通过无形这种不断政治化的过程，皇权可以排除科层制的阻碍，一竿子插到基层，以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志，同时也可以避免官僚机构的僵化。
江老师，您能把这两个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进行比较吗?还有，法治建设对于我国民主的发展又有哪些作用呢?江 平：我的理解有两条：一是现阶段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推进下去了。第二个要素就是民营经济。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物权法》终于制定出来了，它使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产权基础。我觉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社会法治国家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结合点的，当然需要解释性旋转。
但这种民意不能等同于一时一地的舆论。由此我们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看。
现在我们立法的最大改变就是：不让开发商拿到了《拆迁许可证》就可以去拆迁，拆迁涉及的主体关系不再是住户与开发商之间的关系，而是住户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天下以市道交，作为营利机构的国家等历史命题，到日常生活中的潜规则，可以发现某种无所不在的市场性，在个人行为层面，表现为互惠性。
在2009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各种活动中，有许多话题涉及法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进行了回顾。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忌讳法治这个表述?现在我们提出法治的口号，其中已经包含了一种理念上的变化。经过十年浩劫，人们感觉无法再继续忍受这些现象，这也是当年邓小平提出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原因。只有在法院，任何个人的声音都会被认真倾听，甚至可以通过判决反映到制度的框架里去。对于法治的理解，究竟是站在国家层面还是站在社会层面，其内容、其结论势必有所区别。
因而国家主要发挥一个社会调节器的作用，应该采取中立的、公正的立场。可以看到，在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连与政府有着亲和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也遭到打压，连对中国渐进式社会转型很有助益的新生事物也遭到摧残。
除此之外，现代法治国家还特别注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协调，尽量达到多数派与少数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均衡，在制度上都是地位平等的、他们的表达和利益诉求作为权利得到保障。所以，总的来说，市民社会和法治国家之间应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司 会：鉴于时间关系，我问最后一个问题。用卢梭的话来说，在承认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家的自发服从。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在慢慢变强，这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和去官僚化。在1999年改宪之后，市场化改革软着陆成功，法治概念就越来越与私权保障结合在一起，也涉及新的公共性重建问题。另外，审判机关也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影响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渠道。这两位当代中国的良心代言人找到了一个共识，即当前中国市场经济需要法治秩序，而中国的法治秩序需要限制公权、保障私权。
但是当一个社会又重新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时候，如何协调这些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公正和谐，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要素，我觉得也是一个法治国家所必须要求的，那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产阶级，也即贫富不要太悬殊，社会整体比较公正。
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社会里，从来不讲究权利，计划经济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正是国家按照普遍性原理对社会结构进行改编、重组，结果是要建立一个法律共同体，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把这样的分节社会统合在一起的，是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共识，是科举官僚机构，是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关于法治国家与科层制的关系，请问江老师有什么高见?英国问题、中国问题以及职业法律家群体江 平：你说的官僚机构，应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面临着法治的倒退甚至是大倒退，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常难说。司 会：根据江老师的讲解，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团体自治等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法治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民主的基础。在法治国家问题也是如此，也是强调国家在法治国家中的强大的控制力，不至于改变了方向。
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早就存在官僚机构，但受到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始终停留在实质性的、非理性的阶段，未能发展出一套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和审判制度，也就无所谓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可言。我记得当初海南设省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大社会、小政府的口号。
从社会结构上来看，中国具备树立法治国家的客观条件，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为什么?这是罗伯特·昂格尔之问。除此之外，政治投机主义也会对制度条件造成很大的伤害。
借用杜克海姆的分类和术语，这样的社会结构以机械性团结为特征。目前法治建设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